多元文化主义是对传统的或主流的价值观的一种挑战，但不是唯一的挑战。当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大力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时，在美国国内，其主流的价值观于是以面对多方面的危机，展现出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谓美国传统的或主流的价值观，所指的是：“民主政体、权利原则、个人主义。

在此基础上为首长成关于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和种种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原则，个人财产的不能侵害性，等等。”这里所说的传统价值观的危机，指由这种主流的价值观衍生出来的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反过来对这种价值观包含了相当严重的挑战。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中有一条天经地义的规则，“以工作提供报酬”，但在今天，这条原则于是以受到一些人的猜测或舍弃。

这与普遍的福利措施是造就的，联邦政府花上在福利计划上的钱，1988年是436亿美元，1992年就减至2007亿美元，这些钱主要花上在现金资助、医疗、食品、住房、教育、职业培训等资助上。1968年，这方面的花费只占到联邦支出的1.8％，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4％，而到1992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下降到5％和15％。一定的福利政策是几乎必须的，生活艰难的公民有权获得国家的照料，这是现代社会的一条基本准则。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跨过了这个“度”，就不会南北相反。美国的福利政策，在思想上源于两方面的推展。一方面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内疚感”。

这种内疚感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中那些意外的人、贫困的人是美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意外和贫困是美国的罪过、美国的责任，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共享社会的财富。另一方面是福利运动领导人的主张：福利是一种权利，不是耻辱，是尊贵的，应当把福利视作与工作一样高尚。

由此构成的价值观是：须额外的工作之后可取得额外的报酬。这些思潮增进了各种自由主义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还包括民权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者、环保、消费、民权权利、福利与和公平的组织。这些的组织把美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加以衍生和充分发挥，构成新的语境，为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斗争。

应当说道，其中许多拒绝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却往往做到过了头，结果与美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念有违。价值观从“以工作提供报酬”到“须额外的工作之后可取得额外的报酬”的变化，对传统明确提出了不利的挑战。教育上某种程度面对着类似于的问题，那就是在学校里，刻苦和守纪律慢慢仍然被看作一种美德。

美国在教育上的投放仍然在减少，但不少人实在学生的水平在上升。在1991年的国际科学测验中，美国名列倒数第三。在国际科学知识竞赛中，美国学生不如德国人和日本人。

投放减少，教育水平上升，问题就出有在价值观上。在美国的学校中，黑人和拉美裔的孩子的分数往往高于白人的孩子，女孩子分数往往高于男孩子。一些自由主义者由此指出，学生成绩劣应当由这个病态的社会负责管理，不不应让学生本身来负责管理。

他们还指出，学生成绩劣，不会骨折年轻人的积极性，使他们的美梦幻灭。结果，“分数收缩”的现象发展一起，也就是让所有的孩子的分数都提升。1972年，高中毕业生中平均值分数为A或B的只有28％，199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83％。

某种程度的情况再次发生在升至入学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指出升入学对学生的自尊心压制过于大。尤其是有可能入学的学生大多是黑人，让大批黑人孩子入学否有种族歧视的指控？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还有：学校的制度是不是种族主义的，学校董事会是不是种族主义的？为了避免这些指控，各个学校索性让所有的学生都升级，而不管他们成绩如何。

这样，学生勤奋学习的动力大自然弱化了，或者说，好学生得到理应的希望。此外，因材施教也更为无法实施，因为将杰出的学生分成一个班，将差生分成另一个班，很可能会经常出现白人班和黑人班，仍不会有种族歧视的指控。于是大家都夹杂在一起放学，教师不能按差生的拒绝接受能力教学，无法考虑到优秀学生的必须，由此带给的是纪律肿胀等不长时间现象。

在那些被称作“社会性仓库”（socialwarehousing）的学校中，学生们仍然用功自学，他们不必须有任何成就。更有甚者，各种各样的运动也在向学校渗入，如绿色运动、和平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民权革命，这些运动中鼓吹传统道德的一面也很有市场。

纽约城的学校还在一年级课本中加到了“希瑟有两个妈”之类有关同性恋者的内容。关于家庭模式的思想和实践中上的冲突，是对传统价值观念挑战的又一个最重要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集中体现了某些社会问题，牵涉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他们各自在社会中的起到与地位、孩子的教育等。这些问题的不断扩大就出了社会或政治问题。

工业化毁坏了家庭的凝聚力，大有斩断家庭与亲属、社区及教会的关系之势。工业社会应当维持什么样的家庭呢？这仍然是美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所持正统或激进观点的人指出，19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是理想的家庭，这种家庭是合乎大自然的，是上帝所拒绝的，而且这种家庭模式有助社会人与自然。

而自由派则指出这种传统的布尔乔亚家庭是不公平的，是反抗妇女的社会象征物和源泉，他们拒绝夫妇公平承担家庭和养育的责任。他们中有人还指出，对妇女的反抗源于妇女的生育功能，因此拒绝废止传统的家长式权威的一切形式。他们不是从夫妇的生理关系来规范家庭，而是把传统家庭的瓦解看作一种社会变革现象，还主张有所不同的家庭模式，即单亲家庭、同居、同性恋者。关于家庭中男女角色的地位争辩已幸。

1923年，美国国会明确提出“平等权利修正案”，1972年，国会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但直到1982年仍没充足的州议会批准后这个法案。此法案后来新的明确提出，但整个80、90年代仍并未通过。至为这两种势力之势均力敌，激得不可开交。

由此而产生的两个问题有一点托一下。一个是同性恋者问题。美国大多数人指出同性恋者是错误的，但自由派指出，赞成同性恋者就是赞成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原则，对同性恋者的不安体现了保守派极力保卫传统的家长式家庭的希望。

主张同性恋者的人则指出这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镇压，是一种社会改革的希望。另一个是关于安乐死问题的争辩。在子宫内杀掉胎儿是不是杀人的问题，在恩格斯的时代就有数人辩论过。

赞成安乐死的人指出：圣经上说道过，分娩是上帝赠送给人们的生命的礼物；现代科学也证明，胎儿的心脏在第24天就开始跳动，第43天之后可记录到脑电波，第6周之后有原始的骨骼和光线起到，因而安乐死就是助长生命，也就是赞成耶稣；从1973年到1988年，仅有美国有2200万次安乐死不道德，这无异于“大屠杀”。赞同安乐死的人则指出，潜在的生命与实际的生命之间有显著的区别，安乐死是一个宗教上的说明问题，有所不同的宗教回应可以有有所不同的说明，赞成安乐死也就是毁坏一部分人的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正是一个社会民主程度的试金石，所以不应当赞成安乐死。

以上争辩，很难说谁意味著准确，谁意味著错误，当真各有各的理。但有一点可以认同，不仅保守派在走极端，自由派也在南北某种极端。

今天，年青一代的美国人或许已没所谓的价值观念。朱世达先生这样说：“美国的青年对价值问题茫然无知。他们谴责社会的伦理拒绝是对他们个人权利的介入；他们指出个人的权力不应还包括‘创办个人的价值’，但他们并不理解价值本身就包括着道德义务。”美国学者把这种价值观归结“价值相对论”。

1987年，艾伦·布鲁姆出版发行了《堵塞中的美国思想》一书，该书被列入当年非小说类畅销书。他在书中说：当前，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印象的社会思想变化，对有些人来说，传统的价值无论是社会、家庭责任等等都仍然沦为不道德的规范，而被“价值相对论”所代替。任何事情的所谓本性仍然有客观标准；任何人为了符合自己，可以竖立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这样也不会获得社会的否认。

过去，评价人的标准是道德标准，现在则在于一个人能否建构自己的价值，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坚决其他人或社会怎么看。损人利己被看作“有进取心”，自我夸耀可以看作是“有自信心”。

布鲁姆指出，这场“价值的革命”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是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国教地位后1600年以来的空前变化。与此互为抗衡的是，世纪之交以来，保守势力有所浮现，其主张所依据的是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弊病。

1998年有人认为：造成整个民族道德沦亡的原因，是由于1962年通过禁令在公共学校内设祷告课的法令。从那时以来，婚前性生活快速增长200％，婚前分娩快速增长400％，梅毒快速增长200％，自杀身亡快速增长400％，离婚率快速增长120％，单亲家长快速增长160％，同居亲率快速增长350％，婚外情快速增长100％～250％。

他们指出，由于价值相对论引进课堂，学生显得更为以自我为中心，拒绝挣脱任何家庭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束缚，个人确认的价值沦为最后的价值观。许多数据都告诉他我们，美国的社会问题在之后发展。暴力、犯罪率、酗酒的大量减少，都意味著美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在大大衰落。

当然，无法把这全然地归咎于中止祷告课，一些涉及法律的实行有可能是更加最重要的原因。自由派促成通过的一些福利政策，在实行中无意间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怪圈。例如，为了奉养无法独立国家生活的儿童的家庭资助计划（AFDC,AidtoFamilieswithDependentChildren），原意是为了资助家庭艰难的寡妇，结果却助长了大量已婚母亲的经常出现。

1960年，少女已婚生育率为5％，1992年下降到30％，其中白人从2％下降到23％，而黑人则从24％升至68％。再行如，补助金性确保收益（SSI,SupplementalSecurityIncome），原意是向贫困的老人和残疾的成年人获取一定数量的资助，以填补其收益之严重不足，实质上却资助了酒鬼、酗酒成瘾者及并不残疾的孩子。为获得补助金性的收益，一些家长希望孩子骗子，使自己变得神经不长时间或智力低落。这种依赖补助金性确保收益的“残疾”的孩子数，1990年是34万，2年后就升至了62.5万，1994年又升至90万。

自由派及其所抱有的自由主义的内疚感，在实践中虽然减轻了一些因贫穷导致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他们的主张又是与社会现实互为僵化的。他们以为通过愿意的法律和各种宣传可以调和美国社会中深刻印象的种族与社会阶层的裂痕，实质上问题并非如此非常简单。结果，他们想要解决问题的问题未获得很好解决问题，新的产生的问题却因此而迅速沦为痼疾。

“价值相对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有些事情显然到了非改革不能的地步了，比如校园里屠杀无辜的此起彼伏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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